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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高初兴党项人的西夏立国记 [复制链接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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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及*项人的缘起就不能不提及一条河——白高河。西夏文典籍《圣立义海》中则提及:“白高河水出白峰根源,民庶基也。”并注有:“夏国三大山……有贺兰山、积雪山、焉支山。”据考证得,其中贺兰山与焉支山与今同名,其中积雪山指今岷山。发源于积雪山,被称为“根本”的白高河应当指白龙江。因此可推测*项人的原始居地,在今白龙江上游。起源于西羌的早期*项部族“每姓别为部落,大者五千骑,小者千余骑”。

*项各部甚多,早期地理分布极为广泛。《隋书·列传第四十八》中记载:“东接临洮(今甘肃岷县)、西平(今青海西宁),西拒叶护(指西突厥统叶护可汗),南北数千里,处山谷间。”

自魏晋南北朝以后,烽火燃遍了整个神州大地。随着鲜卑人的大量西迁,地处西北的*项诸部自然而然就混入了大量的鲜卑部族。其中,从慕容鲜卑中分离出来的吐谷浑就与*项的关系极为密切,后来的北宋将门折家就源于鲜卑折掘部。不过,后来自称鲜卑之后的*项拓跋氏其实是单纯的“西羌之后”,而非鲜卑拓跋氏。二者姓氏相同,其源却异。如果要打个比方,就像契丹的萧太后和隋炀帝的萧皇后虽然同一个姓氏,但其实没啥亲戚关系。

隋朝的建立,很大程度上终结了南北朝的乱世,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周围藩夷的生存空间。因此当时强盛的吐谷浑裹挟*项人不断骚扰隋朝西北边境。但也有一些*项部落不堪吐谷浑的压榨,抑或者不愿以卵击石,而归降于隋。面对吐谷浑的挑衅,隋文帝、隋炀帝均曾派遣大*远征进行反击,意图平息边境的动乱。不过由于隋廷在西北的主要敌人是吐谷浑而不是*项,到隋末之时,吐谷浑的势力已然在很大程度上衰弱,而*项诸部却得以安然发展并日益强盛。

唐初,壮大起来的*项部族反而联合吐谷浑不断侵扰唐边境。武德元年至武德九年(—年),*项先后寇扰唐朝边境10余次。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并攻灭突厥后,唐境周边的“四夷”见唐朝国力日盛,便纷纷归附,这其中也包括*项的诸多部族。要知道,*项人也不是铁板一块,并且“每姓别为部落”,因此在战与和之间,各部的选择是相对独立的。此时,除了*项诸部中最强大的拓跋氏一支在其首领拓跋赤辞的带领下,仍依附吐谷浑对抗唐*以外,其余*项部族基本内附于唐,形成了“诸羌归附,而赤辞不至”的局面。

贞观八年至九年(—年),短短两年的时间里,唐廷与吐谷浑发生了大大小小16次冲突,与依附于吐谷浑的*项也发生了7次冲突。唐廷不堪其扰,遂遣李靖为将征讨西北。李靖用兵如神,于贞观九年五月便降服了吐谷浑,*项拓跋部也顺势归附。至此,*项势力最强大的拓跋部也在唐朝强大的*事实力下内附。随后,唐太宗设懿、嵯、麟等32州为羁縻州,并以松州(今四川松潘)为都督府,封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,以安置*项拓跋氏。

唐贞观三年(年),松赞干布成为吐蕃赞普,随后平定内乱,势力日益增强。贞观十二年(年),松赞干布向唐请婚遭拒,便以此为借口率*攻打松州。

少有人提及的是,松赞干布打的这个松州,就是唐太宗用以安置拓跋赤辞的松州。而松赞干布对松州的侵袭,令*项拓跋氏甚为恐惧。因而“贞观以后,吐蕃浸盛,*项拓跋诸部畏逼,请内徙”(《读史方舆纪要·卷五十七》)。唐太宗在接到*项拓跋氏的上表后,以“庆州(今甘肃庆阳一带)置静边处之”,安置*项拓跋氏。唐太宗大概还有另一个小算盘:如果放任吐蕃对*项的侵袭,*项部族就可能迫于生存压力而倒戈,那样唐廷在面对吐蕃的同时,还要面对*项诸部之寇扰,并不划算。

换个角度来说,拓跋氏作为*项最大的一支尚如此畏避吐蕃,何况其他*项部族。自唐贞观八年至永隆元年(年)为止,向北扩张的吐蕃已“尽收羊同(今西藏西部)、*项及诸羌之地。东与凉(今四川西昌凉州)、松、茂(今四川茂县)、巂(今四川西昌)等州相接……”(《《旧唐书·卷二百七》》)唐初所置用于安置内附*项及其他藩部的羁縻州府,至永隆元年之时大多已被吐蕃所侵占。其中一部分被安置于羁縻州府的*项部族被不断侵袭的吐蕃所征服,另一部分则不堪吐蕃侵迫纷纷向内迁徙。

综合上述,可知*项诸部的第一次内徙大致开始于贞观末,其原因为吐蕃的侵逼。在这次内徙中,*项主要以姓氏、部落为单位内徙,并散布于关内道的庆、灵、银、夏、胜等州。除了关内道诸州外,还有一部分*项迁徙至陇右北部诸州。在*项内徙后,唐朝又设置了一些羁縻州府,以安置内徙的*项诸部。还需提及的是,内徙的*项仅占唐初内附*项的一部分。在吐蕃攻占的羁縻州府中,仍存在相当数量的*项部族因为不愿或者无法进行迁徙,只能抱着得过且过的想法,生活在吐蕃的占领区内。

唐天宝十四年(年),安史之乱爆发。当年十二月,“上下制欲亲征,其朔方、河西、陇右兵留守城堡之外,皆赴行营,令节度使自将之”(《资治通鉴·卷第二百一十七》)。当时唐西北的*事部署已乱,西北边防*大多奉诏入援。唐廷全力平定安史叛*,再无力牵制西北藩部。吐蕃见唐廷把放在“西北牧场”里的“牧羊犬”差不多都拉回了院子里,便来了个“饿狼扑羊”,趁机出兵陇右各州。这便引发了*项诸部的第二次内徙。

大约于唐肃宗至德元年(年)始,*项诸部进行了第二次内徙。这一次迁徙是阶梯式的迁徙,主要是以原本在陇右北部诸州的内徙*项徙入关内道,而原本在关内道诸州的*项部族则向东迁徙至银、绥等州。与第一次不同的是,第二次内徙逐渐发展为吐蕃、*项、吐谷浑,以及突厥等部族纷纷向东寇侵。究其原因,只是第一次内徙时是“被迫搬迁”,当时的唐廷还十分强大,因此诸藩部还能安分守己;第二次内徙更类似于借着安史之乱“趁火打劫”。

至唐代宗广德元年(年)正月,吐蕃已“尽取河西、陇右之地”。自此,“赞普遂尽盗河湟,薄王畿为东境,犯京师,掠近辅,残馘华人”(《新唐书·列传第一百四十一下》)。同年十月,吐蕃攻占奉天(今陕西乾县)、武功(今咸阳一带),唐代宗被迫出走陕州(今河南三门峡)。不久之后,吐蕃攻陷京师长安,高晖与吐蕃大将马重英等立广武王李承宏为帝。其后,吐蕃*队“剽掠府库市里,焚闾舍,长安中萧然一空”(《资治通鉴·卷第二百二十三》)。此时,临危受命的郭子仪再一次展现其非凡的*事才能。他先遣兵攻取蓝田(今陕西秦岭北麓),以形成对长安的*事威胁,又命禁*旧将王甫潜入长安城中,暗中集结数百青壮男子于半夜击鼓大呼。吐蕃以为唐之大*已至,仓皇弃城。

吐蕃*队占领京师长安达十三天之久,尽管其后为郭子仪用计逼退,但“凤翔之西、邠州之北,尽蕃戎之境”(《旧唐书·卷二百七》),长安仍然处在吐蕃的严重威胁之中。可唐廷因安史叛*和*项、吐谷浑及奴剌的牵制,无法全力对抗吐蕃。因此,唐廷只得于广德二年(年)发布赦令,对*项、吐谷浑进行招安,然而收效甚微。

当年九月,原本归降于唐的原回纥部酋仆固怀恩,在唐廷不当的处置措施之下起兵叛乱,并纠集吐蕃、*项、吐谷浑、奴剌等共计30万*队分道进逼长安。唐代宗命李忠臣屯兵渭桥,李光进屯兵云阳,马璘、郝廷玉屯兵便桥,骆奉先、李日越屯兵盩厔(今作周至),李抱玉屯兵凤翔,周智光屯兵同州,杜冕屯兵坊州,唐代宗自己则屯兵苑中,并急召郭子仪率万人屯兵泾阳。

不过当郭子仪到达泾阳之时,泾阳已为敌*所围。郭子仪命李国臣、高升、魏楚玉、陈回光、朱元琮等人各当一面,自己则率骑兵杀入阵中。回纥部将得知来将是郭子仪后顿时大惊失色,自言回纥部族为仆固怀恩欺骗,以为郭子仪与唐代宗均已辞世,才敢率兵攻入唐境。这一番话,也让郭子仪心中生出了劝降回纥部族的想法。郭子仪离阵之后,部下劝言道:“戎狄野心不可信。”郭子仪回道:“虏众数十倍,今力不敌,吾将示以至诚。”于是仅率数十骑前往回纥营帐。回纥大酋见来者确是郭子仪,便下马拜曰:“果然是我家干爹!”恰逢此时仆固怀恩已然暴毙,郭子仪顺势对回纥大酋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,回纥再一次归附唐廷。(《新唐书·列传第六十二》)

回纥的归附令吐蕃很是愕然,由于害怕回纥倒戈一击,便连夜从泾阳撤*。郭子仪遣部下白元光追击,归附的回纥也出兵协助郭子仪讨伐吐蕃,并于灵台西原(今甘肃泾川境)大破吐蕃大*,斩首5万,俘虏1万人。吐蕃败退,固守河泷。此时孤立无援的*项也在唐*的攻势下节节败退,再次归附唐廷。此后,唐廷为避免*项人“阴结吐蕃为变”,便将寇侵的这部分*项东迁至银、夏、绥、延,并对其进行招抚与厚待。唐廷一边安抚*项,一边以“禁商人不得以口、马、兵械市于*项”(《旧唐书·卷十二》)来制约*项诸部的发展。尽管唐朝禁止*项的兵械交易,但除此之外的安抚措施,使*项诸部得以休养生息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内徙*项诸部的实力日益壮大,唐朝边将对*项诸部的暴行则与日俱增,这又使*项诸部的反抗及寇扰愈演愈烈。尽管在此之后,唐廷多次更换官员,并对*项诸部进行安抚,但依然收效不大。

唐朝后期,*项诸部经常联合吐蕃入寇。虽然此时*项的手工业较为落后,武器不甚先进,但依然对唐朝边境造成了很大困扰。唐廷为应对*项的不断侵寇,启动了严厉的边境管制,严禁弓箭、盔甲等武器装备流入*项。唐文宗大和年间(—年),鄜坊道*粮使李石表因*项的动乱,又在沿边发布敕令,“禁商人不得以旗帜、甲胄、五兵入部落,告者,举罪人财畀之”(《新唐书·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上》)。

尽管诸如此类的敕令一再被重申,但商人与*项的交易依然未曾停止。*项人以良马、牛羊等畜牧业产品换购兵器铠甲,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自身的实力。

唐文宗大和五年(年),*项侵扰黑山(今内蒙古昆都仑山);大和末,河套*项起兵叛乱;文宗开成二年(年)七月,*项攻打振武*;次年又扰河西。及至唐武宗即位,*项的寇掠依然此起彼伏。会昌二年(年),吐蕃赞普朗达玛遇刺身亡,吐蕃*权分崩离析。吐蕃内乱使得*项各部的情况更为复杂,其侵略也愈加猖狂。终唐武宗及其后数代,*项寇掠可谓络绎不绝。

时值大中二年(年),沙州豪族张议潮发动起义,赶走统治敦煌六十余年的吐蕃贵族,并乘胜追击,至咸通四年(年)已光复河西走廊等11州之地。然而在吐蕃统治下的陇右、河西等地的*项、吐谷浑等部依然十分活跃且部族众多,《张淮深造窟功德碑》就曾记载“河西异族狡杂,羌、龙、嗢末、退浑(即吐谷浑),数十万众”。咸通八年(年),张议潮入朝,并委任其侄张淮深为归义*留守。张淮深虽努力发展归义*的势力,并极力控制甘、凉及其以东诸州,但咸通十三年(年),“回鹘陷甘州(今甘肃张掖),自余诸州隶归义者,多为羌、胡所据”。及至此时,归义*节度使对河西诸州的掌控力,实际上仅存在于沙、瓜两州。

唐僖宗乾符元年(年)底,王仙芝在长垣起义。次年,*巢起兵呼应。乾符五年至中和四年(—年),*巢起义愈演愈烈。因为唐朝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了平定*巢起义上,西北防务空虚,*项拓跋氏首领拓跋思恭也玩了一次“饿狼扑羊”,于“咸通末窃据宥州,称刺史”。中和元年(年),唐僖宗下诏征集各路兵马以讨*巢。三月,拓跋思恭出兵帮助唐廷进攻长安的*巢起义*。因拓跋思恭出兵,唐僖宗授之以左武卫将*,权知夏、绥、银节度使事。当年八月,以拓跋思恭为夏、绥节度使,默认其侵占唐领土的行为。十二月,又赐夏州节度号为“定难*节度”。定难*节度便是后来西夏*权的前身。中和二年(年)正月,僖宗又授予拓跋思恭京城南面都统的职务,并命拓跋思恭与孝昌、王处存、王铎等四面合围京城。五月,唐廷又升拓跋思恭为京城四面都统。之后随着朱温降唐,*巢*势力大为减弱。

中和三年(年)初,唐朝重用沙陀部酋、雁门节度使李克用征讨*巢。四月,李克用所部败*巢于蓝田,收复京师长安,*巢之乱终告平复。拓跋思恭在平定*巢起义*时虽然没有起到关键性的作用,但依然有一定的功绩。于是当唐廷镇压*巢起义之后,又于中和四年封拓跋思恭为夏国公,而国姓李之赐当是此时。在整个过程中,拓跋思恭可谓借着*巢之患,掌握夏、绥等州,成为唐末藩镇之一,割据一方。

定难*节度使

唐朝虽然最后镇压了*巢起义,但其实力已大为衰弱。相比之下,割据的藩镇则日益强大。曾经只局限于河北三镇的藩镇割据问题,蔓延到了唐朝大部分地区。唐僖宗光启元年(年)三月,唐廷重返京师长安,但已陷入“号令所在,惟河西、山南、剑南、岭南数十州而已”(《资治通鉴·卷第二百五十六》)的凄凉晚景。同年九月,因王重荣不肯交付安邑(今山西运城)、解县(今山西临猗县临晋东南)两池盐利,“(宦官田)令孜遣邠宁节度使朱玫会合鄜、延、灵、夏之师讨河中”(《旧唐书·卷二十二》)。王重荣见势不妙,求助于时河东节度使李克用。之后不久,李克用在沙苑击败朱玫,随即攻入京师长安,见势不妙的田令孜便挟僖宗逃奔于凤翔。光启二年(年),朱玫等拥立嗣襄王李煴为帝。唐僖宗诏各镇*讨伐朱玫,本应奉诏的李(拓跋)思恭却不为所动,专心致志地攻下了鄜州(今陕西富县)、延州(今陕西延安)。文德元年(年),李思恭之弟李思孝任保大*节度使。

唐昭宗大顺元年(年),因为李克用之反叛,唐廷掀起了征讨李克用的战争,昭宗诏令诸路藩镇出兵平叛。不难想象,这些藩镇当然不会为一个已然日薄西山的中央*权“两肋插刀”。在这场战争中,尽管*项拓跋部所保有的定难*与保大*均有出兵,但与其他藩镇一样,都采取保存实力、未战先退的方针。唐廷陷入无人讨伐李克用的尴尬处境,因此李克用之乱只能不了了之。大顺二年(年),李克用恢复官爵,受封晋王。

在昭宗乾宁二年(年),董昌据越州自立为帝,静难、凤翔两*也攻入京师长安。此时的定难*节度李思孝虽然奉诏偕同李克用讨伐叛*,但在这一次的战争中,定难*与保大*依然作壁上观,没有出力。此后,随着朱全忠(朱温)势力的不断增强及其扩张脚步的逼近,至昭宗天复三年(年),泾、原、秦、陇、邠、鄜、延、夏等州皆降于朱全忠。此时朱温已经有了代唐而立的实力。哀宗天佑四年(年),朱温称帝创立梁朝,史称后梁。存在近三百年的唐朝灭亡了,历史步入了五代十国之乱世。

至此时,*项部族已然由南北朝时期“每姓别为部落”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、部落组织,逐渐发展为以“大姓之强者”为中心的部族地域组织。这种部族关系的改变,实际上是唐末乱世背景下,*项部族之间联合、吞并的结果。

公元年以后,历史进入了被称为五代十国的乱世。当时北方的主要割据势力有后梁朱温、岐王李茂贞、晋王李存勖(李克用之子)三大势力,而唐代内徙的*项诸部也大多分布于这三个*权辖区之内。尽管*项拓跋氏名义上依附于后梁朝廷,然与唐末藩镇割据时并没有太大的区别,依然保持着其相对的独立性。

在前文提及*项内徙时早已说过,当时的*项已经形成了一部分在陇右北部诸州,另一部分在关内道的绥、庆、灵、银、夏、胜等州的分布形态。随着*项拓跋氏所据定难*节度和保大*节度及其他*项诸部的发展与迁徙,*项的分布范围又进一步扩张了。不仅如此,前文讲到沙州归义*时,也提及在河西诸州,*项也广泛分布,更不说*项的起源麟、府两州了。

在《新五代史·卷七十四四夷附录第三》中,对于*项的分布有一段概括:“部有大姓而无君长,不相统一,散处邠宁、鄜延、灵武、河西,东至麟、府之间。”当然,时处五代时期的*项部族与南北朝之时已大有不同,其表现为以下三点:

一是*项部族之间关系的改变。*项在唐初内迁之前,是以姓为部,一姓又分为诸多小部落,其中“大者五千骑,小者千余骑”,不相统一。随着内徙的进行,*项诸部与鲜卑之支吐谷浑及汉族等杂居,部族之间也时有兼并,其早先以氏族血缘为划分的部族关系遭受到一定的破坏。原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、部落组织,也逐渐被地域性关系替代。及至唐末五代,*项的这种以地域为纽带的集团关系已基本成熟,以地域关系结合的部族日益增多。五代的*项诸部,虽依然处于不相统一的状况,但以“大姓之强者”为中心,逐渐形成了几个较大的割据*权。其中就包含有唐末以来盘踞夏、绥、银、宥四州的*项拓跋部,五代兴起于府、麟二州的*项折氏和处居于庆、灵二州之间的西路*项这三个较大的*项集团。

二是与内地*权的关系。五代时的*项在*治上多臣属于各割据*权,即使各内地*权之*令难行于*项诸部之内,但其关系较之唐朝时大有改善。*项诸部对邻近*权“朝贡”,与邻近*权或人民进行交易。只不过,这种对邻近*权的朝贡实际上更类似于贸易关系。如后唐明宗开成年间,有“*项诸蕃凡将到马,无驽良并云上进,国家虽约其价以给之,并计其馆谷锡赉,所费不可胜纪”(《旧五代史·明宗纪六》)。显然,对于*项诸部的这种“朝贡”,后唐朝廷会“约其价而给之”,乃至于“计其馆谷锡赉”,“酬赏价倍”。究其原因,明宗答曰:“尝苦马不足,差纲远市,今藩官自来,何费之有?外藩锡赐,中国尝道,诚知损费,理不可止。”显然,这种“朝贡”已成为一部分*项部族重要的经济来源。

三是经济的问题。魏晋、唐初之时,*项人过着“牧养犛牛(又作牦牛)、羊、猪以供食,不知稼穑”,“织犛牛尾及毛为屋”的游牧生活(《隋书·卷八十三》)。伴随着两次内徙,与*项杂居的汉族也逐渐增多,*项也逐渐从杂居的汉人处学到了农业、手工业技术。但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较为恶劣,*项在不同地域间存在着牧业、农业、半农半牧三种不同的生产方式。换句话说,历经唐末五代及至宋初,除了少部分*项部族在中原的农业文明影响下学会了农作物的耕作之外,其余大部分*项部族依然过着定居与半定居的畜牧生活,及不定居的游牧生活。亦即是说,及至宋初,*项部族依然以牧业为主。当然,*项部族的牧业,较唐初也有了很大的发展。

从以上三点,我们可以做出两点推测:

一是五代之时,这种打着朝贡旗号的贸易,实质上是以牧业经济为主的*项迫切需要与以农业为主的汉族进行交易的选择。另一方面,*项诸部通过与周边*权的这种交易,换取了其所需的粮食、丝帛等物。*项与周边*权关系的缓和,也使*项得以休养生息。并且随着对先进汉族文化的学习,*项部族的科技水平亦有所提高。

二是唐末以来,包括*项在内的以牧业经济为主的周边少数民族,在气候处于冷期的情况下,对西北地区植被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。同时,冷期使得植被的恢复较暖期为困难,这也就促使了西北地区沙漠化的加剧。其具体的表现就是唐中期以来,鄂尔多斯高原沙漠化的加剧。不过这一点容后再叙。

后梁贞明二年(年),耶律阿保机称帝,建立契丹国。耶律阿保机“亲征突厥、吐浑、*项、小蕃、沙陀诸部,皆平之”(《辽史·卷一》)。未久后,便有了“太祖破于厥里诸部,定河壖*项,下山西诸镇,取回鹘单于城,东平渤海,破达卢古部,东西万里,所向皆有功”(《辽史·卷三》)的局面。

虽然自契丹神册五年(年)攻下天德*后,河套以北基本为契丹所据,但终辽太祖、辽太宗两世,对*项的征伐仍可见于《辽史》。如辽太祖天赞三年(年),辽太宗天显八年(年)、会同元年(年)及三年、五年,均记载着对*项的征伐。由此可见,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及辽太宗耶律德光两世,并未能全然压制桀骜不驯的*项部族。

辽太宗天显十三年(年),石敬瑭称帝并献燕云十六州。时身处夏州(今陕西靖边县东北白城子)的*项拓跋部则较少与契丹发生冲突,但兴起于麟、府二州的*项折氏因“契丹欲尽徙河西之民以实辽东”(《资治通鉴·卷第二百八十四》),而倍加惊恐,内附于各内地*权以抗辽。及至北宋建立后,府州折氏又依附于北宋。北宋将门折氏一族即起源于此。

五代时,灵、庆之间的西路*项诸部先后为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等*权所统治。其所处的灵州至庆州一带,包括归义*所处的沙、瓜及凉州一带,为中西之间重要的陆运通道,即丝绸之路。五代时期的各方*权,为了保障丝绸之路交通的通畅,都对劫掠往来贡使和商旅的西路*项进行围剿与镇压,但实际上却收效不大。尽管丝绸之路大体保持通畅,但劫掠依然时常发生。

至于夏州李氏(即拓跋氏),全盛时保有定难和保大两镇,及夏、绥、银、宥、延五州。但其归顺朱温后,延州及保大被夺,只余定难*一镇及夏、绥、银、宥四州。

后梁开平二年(年),时定难*节度使李思谏病卒,其孙李彝昌继立。不久之后,夏州便发生内乱。夏州都指挥使高昌益袭杀李彝昌,随即高昌益又被诛。李彝昌叔伯李思谏之子李仁福继任。与此同时,沿用唐哀帝天佑年号的岐王李茂贞趁其内乱发兵欲取灵、夏,但未能成功。及至李存勖灭亡后梁建立后唐,李仁福又依附于后唐。

长兴四年(年)二月,李仁福病卒,三*推李仁福之子李彝超为留后。后唐为削弱夏州李氏的势力,便想出将李彝超改镇至延州的办法。然而李彝超以“三*百姓拥隔”为由,“未遂赴任”,继续滞留于夏州。后唐明宗遣人催促,皆无功而返。其后,后唐遣将进攻夏州,围城百日而不克,引兵而还。经此一役,夏州*项李氏(即拓跋氏)保住了自身的独立地位。(《旧五代史·明宗纪十》)

后唐末帝清泰二年(年),李彝超病重,李彝殷则继承了定难*留守。及至后晋开运元年(年),契丹南下,李彝殷出兵攻入契丹境内,后契丹撤*。开运三年(年),契丹又大举南下,后晋覆灭,后汉建立。此时的后汉帝刘知远依然采取了笼络夏州李氏的措施。乾祐二年(年),刘知远以静州(今四川广元)赐予夏州李氏。此时的夏州李氏,所据已有夏、绥、银、宥、静五州及定难一镇,虽不如全盛之时,但势力依然可观,并依然保持着部族的相对独立。

如前所说,自唐末至五代,*项已从“每姓别为部落”的部落组织关系,发展为“大姓之强者”为中心的地域性关系,并形成了三个较大的*项集团。现在经过五代的乱世,其中西路*项因长期寇扰丝绸之路,而遭内地*权不断打压,已然衰弱;折氏一族则因契丹的威胁而归附内地*权;余下的夏州拓跋氏则对内地*权虚与委蛇,并在对内地*权的“朝贡”中得到了大量的资源,赢得了宝贵的发展空间。至五代末,夏州拓跋氏在*项诸部中已然一支独大。

后周建立后,李彝殷又在接受后周的安抚措施的同时,上表臣服北汉,可谓“一心二用,脚踏两船”。及至宋太祖赵匡胤*袍加身,五代十国终结,历史步入北宋,*项亦在此阶段中,达到其最辉煌的时刻。

郭威取后汉而代建立后周,后汉皇族刘晏亦于太原称帝建立北汉,后周与北汉故为世仇,双方曾发生大规模*事冲突。宋太祖赵匡胤即帝位后,发动了数次对北汉的征伐,皆无功而返,但宋朝与契丹的*事矛盾却呈螺旋式不断上升。

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,于太平兴国四年(年)正月出兵征伐北汉,并命郭进屯兵石岭关以阻契丹援*。三月之时,契丹遣数万骑入援北汉,却在石岭关(今山西太原阳曲县)为郭进击败,于是“北汉援绝”。赵光义大*围城,北汉主于同年五月归降,五代十国至此时终告完结。

宋朝建立后,宋辽战争对宋西北边境所造成的影响,长达四十余年的战争,使得扎根于宋辽夹缝之间的*项部族得以迅速茁壮成长。宋太宗执*至真宗景德元年这数十年中,宋廷因与契丹的战争,无力大举兴讨西北*项部族。与此同时,*项又获得了来自契丹的经济及*事上的支援。从另一个方面看,契丹采取“以*项制宋”的策略,着力于扶持*项的成长,又使宋廷不得不分兵西北,无法全力经略幽燕。

这个时候的*项是李德明在主*,李德明在时,其子李元昊曾数次向德明上谏“无臣中国”,李德明回答:“吾久用兵,终无益,徒自疲耳。吾族三十年衣锦绮衣,此圣宋天子恩,不可负也。”李元昊则否定李德明说:“衣皮毛,事畜牧,蕃性所便。英雄之生,当王霸耳,何锦绮为!”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,终李德明一世,对宋廷还是有一定感情的,所以没有大规模寇边行动,让北宋西北边境得到了二十余年相对的和平。这也使得*项依然未能引起宋廷足够的重视,毕竟北宋建国以来的战略重点始终是北方的辽国。而李德明的顺从,更使宋仁宗放松了对西北*项一族的警惕,甚至误以为平夏李氏已然真正成为北宋安插在西北的“钉子”。但历史的进程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,李元昊嗣位以后,战争的序幕再一次被拉开。李元昊的嗣位,是*项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转折。李德明韬光养晦所积蓄的力量,落入了怀着“无臣中国”之心的李元昊手中,进而对宋廷西北边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。

李元昊自嗣位以后,便开始谋划独立于宋、辽之策。景祐元年,李元昊还在府、庆、环、泾、原等州长期进行小规模的骚扰,以探宋*虚实,同时试图对宋朝边将进行离间。宋仁宗宝元元年,年,李元昊正式称帝,建号大白高国。随后开始了长发数年的宋夏战争。宋*连战连败,在三川口、好水川、定川寨之战都失败的情况下,宋仁宗庆历三年(年),即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,李元昊遣使议和。庆历四年(年)十月,宋、夏达成和议,史称“庆历和议”。李元昊向宋称臣,宋册封其为夏国王。宋岁赐西北绢15.3万匹、银7.2万两、茶3万斤,并重开互市、榷场,恢复贸易。也就是说,宋廷彻底承认了西夏的独立地位。

简单总结一下,在魏晋南北朝以前,西羌便已经迁徙于西北地区,其后又与周边少数民族、汉族混居,形成其后的*项部族。并且,唐代*项进行了两次大规模迁徙,其分布已遍及整个西北地区。而其中最大的一支*项拓跋氏,亦即其后的平夏李氏,在唐末已然割据一方,并逐渐掌握横山天险。进入五代以后,平夏李氏又积极保持与邻近*权的友好关系,借此得以稳定发展。自入宋以来,平夏李氏凭借横山天险与七百里瀚海,在宋、辽的夹缝之中游走壮大,并与宋廷展开了长期的对抗。西北恶劣的地理环境及宋朝对西北较弱的掌控力,造成了宋*供给及行*上的困难。鉴于此,宋廷认为应“息兵减费”,又欲凭借平夏李氏扼制西北回鹘、吐蕃等藩部,于是放任*项势力不断扩大与增长,最终放松了对西北的边备,造成了宋仁宗宝元元年爆发边患。特别是,此时的*项已经从最初的“每姓别为部落,大者五千骑,小者千余骑”,经历了“部有大姓而无君长,不相统一”的阶段,发展到西夏立国时“衣冠既就,文字既行,礼乐既张,器用既备,吐蕃、达靼、张掖、交河,莫不从服”,全国兵籍30万,这是*项之患在宋时与在前代之时最大的不同之处。

其后虽然通过范、韩的经营,宋廷逐渐取得了西北地区的战略主动权。但一来,朝中大多数官员仍认为议和可以“息兵减费”;二来,长期的战争也对宋朝的经济造成了不小的负担;三来,即使宋在西北已逐步取得主动权,但完全覆灭平夏李氏,依然任重而道远;四来,即使*项之患已除,西北还有诸多藩部,难以讨伐殆尽,朝廷即使能占一城,然而城外皆是藩夷;五来,西北地处贫瘠,诸如夏州、灵州等地粮食尚无法自给,宋廷难以承担如此庞大的开支;六来,北面还有辽国虎视眈眈。在这种情况下西夏的崛起,便不难理解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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